民不聊生,具体而微

民不聊生这个词,一般是看历史王朝的末期,比如清末,图景里面更多的是一种黑白画面。这几天重庆燃气的事件,让我觉得更有了些具体而微的理解。

变化是何时发生的?是18大以来么?十八大以来,可能更多的感觉是官不聊生,可能老百姓感觉还好。如果要划一道线,我觉得可能是19年,我们和川普开启贸易战以来。

贸易战初期,虽然对国内冲击很大,到底要不要投降,观点其实也是有分歧,官方决定不想让,也不能说是注定错误的选择。等到疫情来临,在20年,乐观的氛围感染了每一个人,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但是此时经济体里面的问题已经越发严重,比如房地产。

疫情来到22年,民不聊生,但是此时我们以为,这是一次性的冲击,过去也就过去了。但是重庆燃气的事件,让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制已经扭转不过来了。

我不认为重庆燃气这个公司成系统的修改了燃气表,或者燃气热值,但是就他们公布的各种误操作的案例,就已经让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必然是普遍的。这种公用事业单位普遍的在老百姓头上欺上瞒下,那么其他地方呢。

政府已经没有办法从土地财政里面获得收入,从而供养庞大的公务员系统,但这个系统本身并不会主动的去减员的,只可能去扭曲这个社会的分配关系,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最后承担成本的,必然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可是大部分老百姓还不能认清这里面的逻辑关系,考公大军源源不断,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涉及到分配权的改革,非常难以落地,例如降低养老金,削减社保。

目前我的感觉是,我们坐在一辆走在错误道路上的沉重的大车上,到底能不能回头,希望是有的,但可能不是现在,希望不会来的太晚,以至于完全回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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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市监管窗口指导的建议

监管窗口指导的出发点是为了保障市场的稳健运行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某些交易运行机制尚不完善的领域,通过窗口指导,规范特定市场主体的行为,可以防微杜渐,也是为后续监管制度的完善做实践上的准备。

然而用频繁的窗口指导作为市场运行制度本身的替代,在本身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从而扭曲市场价格表现,影响金融市场功能的发挥。最近半年来,特别是2023年8月28日以后,接到的监管机构窗口指导次数显著增多,主要是限制股票的净卖出,该监管政策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了市场功能的发挥。

1.1. 限制股票净卖出使得股指期货贴水程度增加

某一投资者有减仓需求时,最为直接的选择是卖出股票,如果该投资者股票净卖出受限,那么选择卖出股指期货进行替代,是一种成本较低的选择。卖出股指期货使得股指期货贴水增加,那么就会有其他机构,买入股指期货,同时卖出股票组合,构建套利组合,维护股指期货的贴水在基本无套利的合理水平。

目前情况下,被窗口指导的机构如券商自营等股票净卖出都收到限制,不能做卖出股票,买入股指期货这样的操作,但是投资者的减仓需求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下,股指期货就会呈现出深度贴水。如20240108,中证1000贴水1.13%,年化34%。股指期货深度贴水反而使得原先运行中性策略的机构(此类机构主要是私募,不会直接收到窗口指导)有提前平仓需求,例如本交易日我司接到某DMA客户表示最近基差太差,计划平仓(卖出股票,买入股指期货),这反而增加了股票市场的卖压。目前DMA市场规模近千亿,即便是只有20%的资金退出对市场也是不小的冲击。

1.2. 净卖出的窗口指导解禁传言对市场形成情绪冲击

2024年开年以来,市场一直传言近半年的公募基金净卖出的窗口指导解禁。由于此前公募基金被窗口指导限制净卖出,导致基金产品被动高股票仓位运行,市场预期基金净卖出解禁后,会有降低仓位,恢复股票正常仓位占比需求。但是基金公司对于净卖出解禁的时间窗口长短无法预期,于是反而造成了集中式的减仓(或者基金公司本身没有减仓,但是市场其他主体预期基金公司有此类行为,提前抢跑),超出了市场承受能力,使得市场大幅下跌。

1.3. 窗口指导本身的机制上的弊端

窗口指导本身政策有效期不明确,需要市场主体通过试探的方式来推测是否已经结束了净卖出的限制,而不同机构之间往往互相打探,市场传言众多,容易给市场主体造成误判。

窗口指导标准难以统一,就净卖出受限而言,不同监管部门,如交易所和机构部,甚至同一机构不同监管人员的对于监管尺度的解读也不同,导致被监管机构执行标准不能明确,不同被监管机构执行尺度不一,部分机构执行初期从严,后续从宽。

频繁使用窗口指导更容易引发监管部门重视短期的监管调节,忽视中长期的监管布局,从而使监管政策始终处于打“补丁”的状态。

建议后续减少窗口指导,完善市场制度建设,恢复市场配置功能的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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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纪念的回顾

本周前总理因猝然离世,我自己觉得就是心脏病突发,没必要过多的阴谋论,我爸当年也是因心脏病夜里突发离世,甚至不到50,后来我对因为这个病离世的新闻就多了点敏感度。

总理离世,引发了很多怀念的文章,但整个社会舆论场上的怀念是很谨慎的,因为很容易就被扣上心机不纯的帽子。实际上也是心机不纯的,不管是公开怀念江,还是怀念李,本质上是表达对当下一些现状的不满。

李担任总理的这十年,我正好是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因为从事证券行业,对于社会经济更为关心的这10年。可以谈谈我对这10年的感受,

李总理是13年开始担任总理,我13年离开学校,在我毕业的时候,在我能选择的岗位中,最好的工作应该是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总部,当然这些岗位要求也很好,而且13年是中国股市是经理了09年之后,连续下跌了4年,上证指数在12年跌到了2000点以下,那个年头能入职证券公司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公司那一届只招了30个应届生,实际上公司本来都没有校招计划,是其他部门争取过来的,而后面基本都是100个以上了。

也就是13年,我们经纪商也是困难的一年,正在消化08年4万亿的后遗症。2000年以来,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速最快的07年,GDP增速14%,08年一下子掉到9%,而后几年有个现在已经听不到的词,“保八”在社会流行,李总理接手的是这样一个局面,就是经济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但是似乎却无从着手的局面。当时对四万亿,虽然官方是的说辞是肯定的,但是不管是西方学术圈,还是国内的学术氛围,对于四万亿的批评是大于支持的,所以后面经济金融界一直强调所谓不搞大水漫灌,因为我们大水漫灌,见到的是物价和房价暴涨。

实际上站在今天,对四万亿的评价要比当年宽容的多,一方面我们见到了美国两次无止境的直升机撒钱的操作,而且MMT的理论,也让撒钱这个操作变得正当了许多,另一方面,当年的基建项目,例如高铁口碑实际上实现了反转,而当年投资建设的新区,随着后面一轮一轮房价的上涨,已经摘下了鬼城的称号。

李总理看上了互联网,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此时,他对经济政策应该是有决策权的,实际上现在国务院还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项目。因为当时的政治大戏是反腐,经济领域的最高决策权应该还李总理这边。但是李总理实际上对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可能并不熟悉。他的前一任管金融的副总理是王岐山,而他任上管金融的副总理是马凯。王岐山本人存在感太强了,本来时人觉得他回继续分管金融工作,但该职位被分配给了张高丽,实际上总书记这一手安排也是布局精妙了。

回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开,PDD是2015年创建,今日头条2012年创建,并不能说没有成果,当然这两家代表性的公司,也不会认为他们和李总理由什么关系。当时当年的互联网金融的创新,P2P确实是在李总理手上出现,泡沫化,然后泡沫破灭的,这个P2P行业的失败,这是李总理对金融领域管理失败的地方。

但此后,应该说李总理就没有更多经济层面的政策被出台的,因为实际上2015年以后,金融领域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刘鹤在负责了,2015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计划,这显然和总理无关,等到19大之后,刘鹤成为了管金融的副总理,经济金融工作显然就更和李总理没啥关系了。

实际上李总理任期10年,存在感是很低的,他本来是被当做总书记培养,后面对于经济金融工作又缺乏执行力,无法苛责了,本来还想做更多评价,但是和之前的想法一样,往下写情绪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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